總有機碳分析儀推動了遺傳學的建立

生命科學的研究，還為電子計算機、人工智能、工程控制論等的研究，提供許多新的啟示。 此外，生命科學某些領域的研究，還影響到社會科學和人們的社會生活，如流行病與古代文化的關系，環境污染與環境保護，心理疾病，人口、計劃生育與社會發展，行為科學與政治學，記憶、思維等高級生命活動的機制，等等。生物體的高度協調性和對物質和能量的精確利用方式，還為現代的管理科學、能源科學、交通運輸、通訊等，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和模擬的對象。生命科學是一門有很長歷史的學科。在人類文明的初期，人們已經注意到了生命與非生命的區別，并對生物進行觀察、描述，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17世紀前，由于總有機碳分析儀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和神學的桎梏，古老的生物學始終停留在觀察和描述階段。到18世紀，伴隨工業革命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對生物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成為主要課題，林奈總結了前人的成果，建立了系統分類學。林耐因他對現代生物分類系統建立的卓越貢獻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分類學家千姿百態的生物物種被科學的歸納在界、門、綱、目、科、屬、種的秩序里。林耐生物分類系統建立的更重要的意思還在于他直接的誘發了生物進化理論。在林耐當初建立生物分類體系時，企圖表達的是精確地顯現上帝造物的構思和成就。

但是事與愿違，林耐生物分類系統中體現的各生物物種的相關性和物種由簡單到復雜的“秩序”排列強烈的安是了生物的進化現象。在馬耶（Benoit 的 Mailler，1656～1738）、布豐（Comte de Lamarck 1744~1829）拉馬克（Cha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等人工作的基礎上，1859年，達爾文（Charless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發表。19世紀前后，生命科學的重大成就還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發現和分支學科的建立。解剖學和細胞學促使人們對生物發育現象的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并由此建立了實驗胚胎學。胚胎學實現了對各種代表生物的形態發育過程的組織學和細胞學的研究，繪制了有史以來最精美的生物學圖譜。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9~1914）關于生物發育的種質學說推動了遺傳學的建立。

19世紀，物理學和化學進一步發展，新技術不斷地應用于生物研究。使生物學由描述性的學科轉為實驗性的學科。1838年和1839年，德國的施萊登和施旺分別通過對植物和動物細胞的研究，提出了細胞學說：一切生物的基本構造單位是細胞。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的巨著《物種起源》中，提出了生物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進化的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的變異和自然選擇是推動生物進化的根本原因。1865年，孟德爾發現了生物性狀遺傳的兩個基本定律，即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開始了遺傳學的研究。